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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击IUU捕捞国际日,聊聊IUU捕捞的“前世今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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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击IUU捕捞国际日,聊聊IUU捕捞的“前世今生”

打击IUU捕捞国际日,聊聊IUU捕捞的“前世今生”

IUU捕捞(bǔlāo),即非法、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(illegal,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),包括未经许可、违反管理制度、未履行报告义务、使用(shǐyòng)未登记注册(dēngjìzhùcè)渔船或在(zài)无管辖(guǎnxiá)水域从事有违养护义务的捕捞活动等。2017年,第72届联大可持续渔业决议将每年(měinián)的6月5日定为打击IUU捕捞国际日,以期提高国际社会对IUU捕捞的关注和重视。 而IUU捕捞这一概念是如何(rúhé)产生,又(yòu)是如何被写入联合国文件,成为国际共识的呢?让我们来个穿越之旅。 IUU捕捞(bǔlāo)制度最早(zuìzǎo)出现是为了解决公海捕捞问题(wèntí)。1982年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及1995年《鱼类种群协定》提出建立分区域或区域渔业(yúyè)管理组织或安排,对(duì)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进行管理。这些建立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从渔船注册登记、渔获物报告等方面对捕捞作业(zuòyè)提出相应要求,通过提高捕捞门槛和监管成本将一些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。 而事实上(shàng),建立区域渔业管理(guǎnlǐ)组织后,一些发展中国家仍然在公海上进行捕捞(bǔlāo)作业。由于尚未加入区域渔业管理组织,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捕捞活动不在美(měi)西方设计的制度框架下,也不受美西方设计的制度约束。为此,美西方认为需要推出新的制度框架,来规制这些发展中非(zhōngfēi)成员方的捕捞行为。在此背景下,美西方设计出IUU捕捞,进一步将发展中国家限定在其(qí)制度框架内,如果发展中国家不予配合,就将其排除在合法(héfǎ)公海捕捞之外。 为了能够让发展中国家接受新的(de)制度(zhìdù)设计(shèjì),美西方精心谋划了制度设计的背后科学支撑。美西方科学家称,1992年全球大型海洋(hǎiyáng)捕捞渔船总吨位达到历史峰值,为156万总吨,而无管制捕捞等是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(gēnběnyuányīn)。与此同时,美西方积极开展工作(gōngzuò),将上述问题写入《21世纪议程》,让联合国为此背书。为此,《21世纪议程》是继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之后,第一份确定了现在(zài)所谓的IUU捕捞的国际法律文书。此后(cǐhòu),区域渔业管理组织马上跟进(gēnjìn)。1999年,IUU捕捞概念在FAO第23届渔委会上正式确立下来。此后,IUU捕捞概念成为全球公认的概念和问题。 近年来,为(wèi)了开展对华战略(zhànlüè)竞争需要,美国将IUU捕捞问题(wèntí)工具化、政治化、泛安全化并不断予以强化。2014年,奥巴马政府推出“我们的(de)海洋大会”,“IUU捕捞”问题是大会的重点内容。2010 年,奥巴马政府提出“亚太(yàtài)再平衡战略”,特朗普、拜登政府先后将这一战略扩展为“印太战略”、“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”,以打击“IUU捕捞”为名,提升“印太地区”的海上监视能力。2022年6月,拜登签署美国首份(shǒufèn)《打击IUU捕捞及相关虐待劳工的国家安全备忘录》,同年以所谓“IUU捕捞”、“强迫劳动”为由,制裁中国(zhōngguó)2家远洋渔业企业及其附属实体与(yǔ)157艘渔船(yúchuán)。美国还每两年发布《国际渔业管理改善(gǎishàn)报告》,单方面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认定为“IUU捕捞国”并采取禁止进港的制裁措施。同时,美国还以“IUU捕捞”为由,纠集菲律宾、日本、澳大利亚、印度等对中国进行海上遏制(èzhì)围堵,妄图重塑中国周边战略环境;与太平洋岛国和非洲沿海国家签署“随船观察员(guāncháyuán)协议(xiéyì)”,对中国渔船频繁开展登船执法;对拉美沿海国威逼利诱,以加强“打击IUU捕捞”能力建设(jiànshè)为由,破坏中国与拉美国家的正常(zhèngcháng)渔业合作(hézuò),竭力(jiélì)将中国排挤出全球海洋治理体系。 与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截然不同(jiéránbùtóng)的是,中国秉持负责任渔业大国的立场(lìchǎng),积极践行“海洋命运共同体(gòngtóngtǐ)”理念,多措并举有效打击IUU捕捞,共同致力于实现SDG14.4目标。 一是(yīshì)建立健全管理(guǎnlǐ)制度。修订《远洋渔业管理规定(guīdìng)》《渔业法》,出台《远洋渔船船位监测管理暂行办法》《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远洋渔业公海(gōnghǎi)转载管理的(de)通知》《农业农村部关于促进“十四五”远洋渔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等规章制度,全面严格履行国际法下船旗国义务。 二是严防严打(yándǎ)非法捕捞。“行刑”叠加,构建打击非法捕捞的全链条监管体系。抓好源头管理,实施(shíshī)远洋捕捞许可、远洋渔业(yuǎnyángyúyè)企业资格认定与年审、远洋渔业项目审批等制度。抓好生产管理,实施远洋捕捞生产月度报告、渔船(yúchuán)24小时实时动态监控、派驻观察员等制度。抓好产出管理,实施远洋渔获物合法性证明、兼捕(jiānbǔ)报告等制度。惩治非法捕捞,开展日常执法,部署(bùshǔ)专项活动,加重处罚力度。 三是积极履行大国义务。积极承担港口国责任,推动加入《港口国措施协定》。履行市场(shìchǎng)国义务,对相关水产品实施进出口合法性认证。改革渔业补贴政策,加入《渔业补贴协定》。实施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养护和管理措施,履约成绩靠前。开展公海巡航执法(zhífǎ),在北太平洋海域开展常态(chángtài)化海警(hǎijǐng)巡航执法,在中西部太平洋渔业委员会注册海警执法船,与(yǔ)国际社会(shèhuì)一道共同打击公海IUU捕捞。 IUU捕捞破坏了渔业捕捞秩序和水域生态环境,因此对水生生物资源、水域生态系统以及渔民生计福利均(jūn)产生了严重的(de)负面影响。为此(wèicǐ),各国需要携手合作,共同打击IUU捕捞,而不是将其沦为政治操弄(cāonòng)的工具。 作者是上海海洋大学海洋战略智库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、海洋生物资源(zīyuán)与(yǔ)管理学院教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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